永远都有未被讲述的历史，而关键是为什么讲述

8月份制作《田海草》样书时整理的照片，似乎也讲述了我研究海草的过程

我对于海草研究的兴趣是从2023年开始的。当时我正处于一份行政工作之中，迫切地想要转换到更加一线的环境议题，去走进一个地方，进入一个田野。海草床也是在那个时间段进入我的视野。我得以接触国内海草床生态的研究人员、海草床修复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和我拥有同样兴趣与人文视角的学者朋友。

三年过去，我仍然觉得自己处在同样的热情里。尽管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信息和资料，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叙事，也尝试了桌游、纪录片等不同方向的创作，我仍然觉得，需要在一个更加综合和辩证的场合里对这些叙事进行检验。

比如，我梳理了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海草研究，逐渐发现，当时“海草”这个概念处在中医本草、本地博物学和现代科学知识交汇的试验场。不同的知识体系对于这种植物有不同的叫法，而这些叫法本身也揭示了不同的语言、知识体系与行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知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印证，也相互影响。每一位行动者，包括传承中医本草与博物学知识的本地居民，以及带有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者，尽管拥有不同的目的和行动方式，都彼此牵连着。

研究者会询问本地居民在哪里看到过海草，并以此寻找采样或实验地点；海草床修复项目会雇佣本地居民参与海草种植；而本地居民也承载着对于这片区域长久且连续的观察。这些行动看起来发生在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实践场景中，但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互动的知识网络。

因此，我开始特别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围绕着同一个议题的这些行动，塑造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又如何进一步塑造了同一片土地上的生产与生活？Sörlin and Warde（2007）在讨论环境史时特别强调了知识与科学，以及知识体制（knowledge regimes）在将科学事实转化为政治上可实现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对我而言，这也使得海草研究不再只是一个生态学问题，而成为一个关于知识如何被生产、传播和使用的问题。

再比如，环渤海地区的传统建筑海草房代表了本地生态知识及其物质应用，但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当作“贫困”的意象。

本地人往往会这样描述海草房：从前之所以使用海草、秸秆、黄泥、礁石等沿海地区随处可见的材料建造房屋，是因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状况改善，人们开始有更多选择，可以使用外面运来的土砖和土瓦，后来又有了水泥瓦和彩钢瓦。时至今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村庄搬到城市的楼房中。

这些对于海草房的描述和认知，在结合历史背景进行综合考察时，是否也能够反映超越日常生活的国家议题和时代议题？而在21世纪初，当海草房作为官方确立的传统建筑、乡村记忆与文化遗产重新被审视时，又有哪些新的叙事和议题由此展开？

这让我意识到，我非常需要一种对于“地方”的综合检验。Aldo Leopold在1949年的《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历史的生态学解读”（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必要性，即在对于人类历史的考察中增加环境维度（Leopold, 1949）。而我的研究路径恰好从另一端进入：我从环境议题出发，在此基础上加入历史维度的考察。

历史性的考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地方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也能够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的地方环境，以及我们走到这里的路径。

在2026年下半年，我开启了一个以《老鼠岛日记》为题的阅读与写作项目，按照不同主题整理已经积累的信息和资料，尝试讲述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一研究的框架是环境史：通过历史维度去考察温带海草床沿岸地区——也是海草房建筑主要分布的地区——的生态环境，考察这些环境如何塑造本地的生产与生活，以及本地的生产与生活又如何改变环境。

这也意味着，我不仅要考察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也需要带着一种辩证的视角去考察其中的道德问题，以及一个迫切的环境问题。温带海岸的海草床在过去三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大规模退化，而修复海草床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海草床能够提供包括生物多样性保育、减波消浪等在内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但对于本地人来说，这些来自外部的框架和价值，又如何能够有机地与本地生计结合起来？

当然，环境史的研究框架并不会限定我展开讨论的方向。环境史这一学科本身，或者说，任何学科都有其在语言和概念上被界定的边界，也都有其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断模糊的边界，而这恰恰也是跨学科的可能性所在。

从学科实践来看，环境史研究本身就在不同的学科部门之间展开。环境史所使用的工具也是多样的，包括地理学的空间分析、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模型。与此同时，围绕环境史本身边界的讨论也一直存在。

在阅读Sverker Sörlin和Paul Warde的“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Re-reading of the Field”时，我想到一个常被归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隐喻：雕塑本身已经存在于大理石之中，艺术家的工作是去除多余的部分，使其显现出来。这种理解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减法式”的创作观。

但如果把这个比喻放到学科的界定上，我会产生一个疑问：划清边界、清理或者让渡研究权利，是否真的能够得到一个更加“纯粹”的学科？

我觉得这两个比喻之间有相似的部分：它们都涉及主观性，都是一种主观的创作，而不是对某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实体进行简单的发现。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如果学科的边界过于清晰，我们也可能因此失去很多研究路径和潜在的可能性。

这个讨论当然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Sörlin和Warde所提出的问题：环境史需要一个核心问题。环境史并不是把所有与环境有关的知识都纳入其中就足够了，而是需要思考这些知识为何被放在一起，以及它们共同试图回答什么问题（Sörlin & Warde, 2007）。

对于历史学的很多附属学科来说，there is always an untold history of anything——任何事物背后，都存在一段尚未被讲述的历史。环境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天然带有对于环境问题的批判性，也带有一种紧迫感。但与此同时，这种开放性也很容易让问题变得过大，最终失去聚焦。

我在进入这个议题时，就已经带有一种道德与伦理框架，也带有对于政治过程的关注和质疑。我认为，对于海草房的叙事应该超越单一的贫穷叙事，加入对于本地知识的讨论；而对于海草床的叙事，也应该加入环境改造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在每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口号面前，都应该保留一份审慎的反思。

Donald Worster在1990年的文章“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中提出了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与不同的学科和分析工具有所联系（Worster, 1990）。

第一，是理解环境本身。这不仅仅是解释作为“荒野”的自然，而是理解一个包括过去人的行动、利用和改变在内的环境过程。

第二，是关注生产技术如何组织人的劳动，以及人如何通过生产技术改造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同时改造了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第三，则关注更加无形的观念领域，包括意识形态、伦理、法律、自然观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Worster所提出的核心并不是要把这些不断流动的知识按照三个维度分别归类，而是要思考如何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Worster, 1990）。这也让我重新理解了环境史对于我的意义：它并不是一个限制研究对象的框架，而是一种将环境、生产、社会关系、知识、价值和观念放在同一个历史过程中进行理解的方法。

归根结底，环境史的研究并不只面向过去。它同样面向未来，面向下一步的决策，也面向明天可能发生的变化。因此，它不仅需要关注事实的判断，也需要关注价值的判断。

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正是环境史研究本身最重要的议题：如何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出发，重新理解我们已经走过的历史，并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为未来留下一个可以继续追问的位置。

引用文献：Goodall, H., Mondal, A., & Oommen, G. (2024). Ethics,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opold, A.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Sörlin, S., & Warde, P. (2007). 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2(4), 774–804. Worster, D. (1990).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4), 1087–1106.

这篇文章源于我和J. Giacomelli教授的周中对谈，阅读和讨论的范围围绕环境史研究和知识政治展开，并收束于海草与海草房的研究中。感谢Giacomelli教授的启发、信任和支持。